沈从文，一个传奇的牧歌式文人。
既不是文学界的“明灯”，也没有“大师”“泰斗”的头衔，而且小说一度不能重印，声名一度沉寂，
却获得了文学大师乃至世界的赞誉——
胡适说，沈从文是天才，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。
徐志摩说，沈从文的作品，“值得读者再读三读乃至四读五读。”
巴金说，沈从文不仅有很高的才华，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。
就连诺贝尔文学奖都要颁奖给他。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说，“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，肯定能得奖。”
湘军时代的沈从文
沈从文，字崇文，湖南凤凰人，中国的著名作家、历史学家、历史文物研究者。
因为沈从文能够舞文弄墨，军队也需要这样的“文化人”，沈从文被“湘西王”陈渠珍赏识，在他的军队里当了个类似于文秘的差事，于是，他在军队的这“五年怕人的生活”中，读了不少古书。
陈渠珍
当地人眼中的沈从文是个会有出息的人，就像沈从文自己回忆的那样：如果不离开湘西，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，我的太太一定是个商人的女儿，我一定做了两任县知事。
初到北平，艰难度日
1923年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余波传到湘西，沈从文偶然从一个印刷工人那里得到了《改造》、《超人》等新书刊。
他忽然发现：“社会必须重造，而且这个工作得由文学开始。”
这年，沈从文得了伤寒，苦苦熬了40天，终于从死神手里捡回了一条命。可没过多少日子，沈从文的一个好友却因为与人赌气，溺水死了。自己挣脱了病魔，好友却猝然而去，一生一死，人生无常。
沈从文在水边徘徊了四天，做出了个决定：离开湘西，到北平去！要去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的地方学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。
初到北平的沈从文，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个乡下人：头发向上竖着，眉毛向上扬着，嘴唇抿着，一副我横竖都是要活下去的样子。但一个一文不名、举目无亲的乡下人，如何在陌生的都市里求学、立身？
好在蔡元培好似知道这样的事情，开放的北大允许年轻人自由旁听，沈从文和许多从小地方来的人成了北大的旁听生。
那时，北大旁听生比正式学生多出了好几倍。
沈从文的小公寓潮湿又冷，零下二十几度，沈从文只有一件破衣服，手足都冻肿了，还三天两头吃不上饭，没有办法，饥寒交迫的沈从文就跑到图书馆“补充营养”。
离开“湘西王”的军队，是为了寻找知识理想，刚到北平，就有人对他说，既是为了信仰而来，千万不要把信仰失去，因为，除了它，你什么也没有。
日后的沈从文时常告诫自己，可千万别忘了信仰。为了维持生计，沈从文一面旁听，一面在霉湿的小屋里没日没夜地写文章赚稿费。他叫这小屋子为“窄而霉小斋”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位大家就在这小斋里起步了。
可是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沈从文，连标点符号都会用错，投稿的结果也可想而知。后来他听说，一家刊物的编辑在某次聚会上，将他投来的十多篇文章连成长条，摊开后当众奚落：“这是某大作家的作品，随后，把文章揉成一团，丢进纸篓。”
在文坛证明自己
挣扎了2年后，沈从文终以“修芸芸”的笔名在《晨报》副刊上发表了短文《一封未曾付邮的信》。此后，他接连发表了一百七十多篇作品。
1933年，从他初到北平已经过去了10年，沈从文在文坛上已经是头角峥嵘了，他笔下牧歌式的湘西像一缕清新的风吹响混沌的都市。
沈从文的特点之一便是他总能发现美丽，就像他看一些风俗习惯，虽然有些比较封建，但他总能在这种朴素的行为中发现美丽的地方。
沈从文的母亲得了重病，沈从文便赶回离别十年之久故乡湘西。
而湘西已不再是他记忆中的那个湘西了，“现代”二字来到了这里，农村的质朴善良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代替的是一种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价值观，自己最熟悉的这片土地的改变让沈从文感到痛楚，但同时也唤起了他内心的责任。
这次返回湘西获得的种种感慨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感悟，必将流注于沈从文的笔端，一面是让自己痛苦的现实，一面是自己对美好世界的向往，沈从文从湘西回到北平，完成了《边城》的写作。
《边城》讲述的故事发生在湘西边上的小城茶峒，边城外有一座白塔，白塔下有一条清溪，清晰边住着摆渡老人和他的外孙女翠翠……一个暴风雨的夜，白塔倒了，老人死了，只剩下翠翠一人守在渡口，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扶起来的年轻人，还不曾回到茶峒来，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，也许明天回来。
这种痛苦的期待，是翠翠的也是沈从文的。
他写道：这最终的结局会怎样，这个民族的未来将会如何，这份隐痛是翠翠的也是沈从文这样一代知识分子的。
沈从文无疑是孤独的，就如同那湘西少数民族一样是孤独的，而且这种孤独已持续千年。
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！”
1930年张兆和与沈从文在胡适的办公室第一次见面。
刚见面时胡适就夸奖沈从文是天才，是中国小说家中最有希望的，张兆和却不以为然。
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爱恋来得突然，但却是一发不可收拾。
1932年的夏天，苏州九如巷三号张公馆门前来了一位身穿灰色长衫戴眼镜的年轻人，这位拜访者叩响了张家的大门，并对门房说明了来意，他此行是要见张家的三小姐。
正是这封情书，深深地影响了张兆和。
她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：“看了他这信，不管他的热情 是真挚的，还是用文字装点的，我总像是我自己做错了一件什么事因而陷他人于不幸中的难过。但他这不顾一切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。在我离开世界以前，我总会记着，记着这世上有一个人，他未了我把均衡的生活失去，他为了我，放弃了安定的生活而去在伤心中刻苦自己。”
沈从文在信中说，按乡下习俗，如女方同意婚姻，就请男方吃甜酒。
沈从文问：“什么时候，我才能吃杯甜酒呢？”
后来，张兆和争得父亲同意后给沈从文发了封电报：“乡下人，喝杯甜酒吧！”
1933年9月9日，两人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。
新婚不久，沈从文便因为母亲的病回去故乡。
他在船舱里给远在北平的张兆和写信说：“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，用半个日子写文章，谁知道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，别的事全不能做。”
沈从文及其家人
痛苦的作家
上个世纪30年代是沈从文创作的巅峰。
之后，沈从文便开始他的痛苦的日子。自己的学生用桃红色的字体写横条，认为沈从文的文学是不可取的，并且狠狠侮辱了沈从文….
1949年，一心为了文学而努力的沈从文放弃了。
他曾经两度试图自杀：
第一次，是将手伸到电线插头上，被自己的儿子拔掉电源救了下来；
第二次，将自己一人锁在屋中，用刀片割开手动脉和脖子的血管，并喝了一些煤油，破窗而入时，已是鲜血四溅。
获救后，沈从文一都“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”。
“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，而我却在思想斗争中倒下了。”
至1949年，他的内心发出了这样的呻吟：“我应当休息了。”
“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，不用醒，就好了。我说的全无人明白，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或者说是敢明白我并不是疯的。”即使在家人朋友间，他也会陷入孤独。
外有窘迫，内有矛盾。
1954年，沈从文躲进了北京历史博物馆里，开始鉴定、收藏文物去了。
风波终究过去了，留下的是美好的文学。
沈从文和他儿子有过这样一段对话：“……我那么一面工作，一面学习，正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“既然是为人民服务，就更应当快快乐乐去做！”
“照我个人来说，快乐也要学习的。我在努力学习……”
我相信沈老在其后的岁月中一定是学会了快乐的。
1985年有数人一起拜访沈老，说起“文革”中他打扫女厕所，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沈老的肩膀说：“沈老，您真是受苦了！”
不想，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，号啕大哭起来，哭得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，什么话都不说，就是不停地哭，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。